也需法律對于某些人還是太寬容了!

案件由來—兇殘的少年兇殺案

1994年4月14日，日本山口縣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兇殺案。當天晚上7點，23歲的本村洋像往常一樣下班回家，卻發現家里大門沒有鎖。進門之后，本村洋看到家里一片凌亂，也不見妻子本村彌生和女兒本村夕夏的蹤影。不安的本村洋到處尋找妻女的蹤跡，最后在放棉被的柜子里發現了妻子半裸而且已經變僵硬的尸體。本村洋馬上報警，警察抵達之后，在柜子最上層發現用塑料袋包著的當時只有11個月大的本村夕夏的尸體。

1994年4月18日，警方逮捕了剛滿18周歲零1個月的犯罪嫌疑人福田孝行。根據福田孝行的供述，他于4月14日下午2點左右喬裝成排水管檢查工人，按門鈴進入被害人家中，目的就是強奸被害人。在強奸過程中，由于遭到被害人的激烈反抗，福田孝行用手掐住了被害人的脖子。而后在被害人窒息死后，福田孝行又用事先準備好的繩子將被害人雙手捆綁，并在口鼻處粘上膠帶，對死去的被害人進行奸尸。案發時，11個月大的本村夕夏一直在媽媽的身邊哭泣不止，于是，福田孝行將其拋往別處，可是嬰兒還是掙扎著邊哭邊向死去的母親遺體爬去。獸性大發的福田孝行害怕嬰兒的哭聲引起鄰居的注意而壞了他的“好事”，于是將哭鬧不止的夕夏從母親遺體旁拉開，重摔數次之后，再用繩索勒死。

司法審判—未成年人保護制度下的一審

福田孝行

案發時，福田孝行尚不滿20周歲，按照日本當時的法律屬于未成年人。當時日本的法律制度與今天我們的未成年人刑事制度類似，對未成年人也不適用死刑，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處福田孝行無期徒刑。按照當時日本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未成年罪犯有很多減刑機會，如果表現良好就可以獲得減刑，因此，對于獲無期徒刑的少年犯來說，其大概意味著需要在監獄服刑七八年就可以出獄。

這起兇殺案從法律角度講并不復雜，一審法院的判決也是合理合法，無期徒刑的判決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了。但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保護未成年人的一些司法程序卻觸發了民眾的憤怒。例如，法院不許本村洋抱著妻女的遺照出庭，認為會影響加害少年的心理跟情緒(法庭原話);被告人福田孝行僅在庭審中對被害人家屬鞠躬并說了句“真是對不起，我做了無法寬恕的事情”。法庭就認定被告人“已經有悔改之意”。

輿論風波—一審判決后的民意表現

一審判決后，民眾對法院展開了猛烈的批評，認為司法對未成年人過于寬縱，對受害者及家屬的保護明顯不夠。根據民意來源，大致可以將其歸為三類，即受害人家屬、檢方和社會大眾。

作為受害人家屬的本村洋，對一審判決失望透頂。他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對一審判決進行抨擊，“我對司法很絕望，原來司法保護的是加害人的權益，司法重視的是加害人的人權，被害者的人權在哪里?被害人家屬的權利在哪里?如果司法判決就是這樣，那還不如現在就把犯人放出來好了，我會親手殺了他。”

幫福田孝行辯護的律師團

檢察官對于一審判決也充滿抵觸情緒，同樣認為懲罰過輕。借用檢察官吉田的原話講：“如果司法對這樣的人無法作出嚴重的懲戒，那還要司法做什么?我絕對不認同這樣的審判結果!一旦你屈服這樣的審判結果，以后這個案子就會成為法官審判的基準，我絕對不容許!”

社會大眾對案件的批評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時任總理的小渕惠三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進行了反思，他認為，法律對無辜受害者的救濟跟保障顯然不夠，并開始推動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二是來自民間的反對聲音，認為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對未成年罪犯過于縱容，要求予以嚴懲，許多民眾以實際行動支持本村洋上訴到底，在本村洋上訴至高院期間，4000多名日本民眾自發聚集到廣島高等法院，為本村洋加油鼓勁。

劇情反轉—艱難曲折的上訴之路

檢察官不服一審判決，案件上訴至廣島高等法院。2002年3月14日，廣島高等法院駁回了檢察官要求判處福田孝行死刑的控訴。判決理由是：罪犯當時剛滿18周歲零1個月，思想尚未成熟，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性，不能斷定犯人完全沒有改過自新的可能，所以駁回檢方死刑控訴，維持無期徒刑判決。

曾經幸福的一家人

本村洋先生拿著妻女遺照準備出庭的情景

案件至此似乎已經沒有反轉的可能性了，但是檢察官卻不放棄。當得知罪犯福田孝行在獄中曾經寄出過幾封信件給外面的友人時，檢察官便挨家挨戶走訪，終于探訪到信件的收件人，在征得收件人同意后，取得了福田孝行的親筆書信。福田孝行在信中的言論令世人震驚，他在信中對其罪行的描述為“不過是一只公狗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只可愛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地就騎上去了……這樣也有罪嗎?這世界終究是由惡人獲勝的。七八年之后，等我出獄，你們要舉辦盛大的party歡迎我啊!”信中福田孝行對其罪行不僅沒有絲毫悔改之意，反而充滿了對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侮辱以及對司法的藐視，這無疑是對當初司法機關認為其“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性”的一種嘲諷。

至此，案件迎來了轉機。檢察官將信件交給了廣島高等法院，并再次要求判處福田孝行死刑。在檢察官的堅持下，2008年，廣島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改判福田孝行死刑。2012年2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維持了廣島高等法院的死刑判決。至此，歷時18年的福田孝行殺人案在民眾的不斷抗議與檢察官的一再堅持下，最終以處死福田孝行謝幕，福田孝行得到了法律應有的懲罰。

案件余波—福田孝行案帶來的幾個改變

1.福田孝行的自我救贖

當得知死刑判決即將來臨之時，福田孝行才意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并開始認真反省自己的錯誤，在獄中不斷給被害人家屬寫信，誠心表達自己的懺悔，希望能得到被害人家屬的原諒以減輕對他的懲罰。這莫不是一種極大的諷刺，當初寬大的判決就是希望其能改過自新，重新做人，但卻未能奏效，反而是死刑判決的到來才使他猛然醒悟，開始自我救贖，可惜為時已晚。

2.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改變

因福田孝行案，日本社會開始關注刑事司法案件中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權利，這其中包括時任總理的小渕惠三。在小渕惠三的積極推動下，《犯罪被害者保護法》《改正刑事訴訟法》《改正檢查審查會法》三個法案在日本國會獲得全票通過。原來只能在旁聽席上旁聽的被害者及其家屬，以后可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意見了，像本村洋一樣的被害者家屬的聲音開始被司法正視。

3.日本少年刑事制度的改變

福田孝行案改變了日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成為日本判決未成年人死刑第一案，開創了未成年人適用死刑的先河。福田孝行案無論是在日本國內還是在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史上都是一個新的開端。它為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審判實踐提供了一種借鑒，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寄希望于寬大的刑罰是否能促使未成年罪犯真正悔過自新，尤其是對待窮兇極惡之徒。

三重拷問—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反思

1.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是保護青少年還是縱容犯罪

面對愈演愈烈的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保護制度成為嚴懲兇手的一道障礙，導致社會的對立情緒愈演愈烈。被害人及其親屬將無處發泄的不滿情緒轉嫁給司法機關，甚至是司法制度本身，極大地消耗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司法公信力。尤其是近年來，面對日益殘暴的惡性校園暴力事件，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成為眾矢之的。部分群眾、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公開呼吁修改刑法，強烈要求降低刑事犯罪年齡并對殘暴行兇的少年罪犯處以死刑，以平復受害人家屬以及民眾的不滿情緒。這些呼吁之聲雖然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但并非毫無道理。從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實施的實際效果來看，一些看似人性化的措施其實并未達到制度設立時的初衷，反而使行兇者變得更加肆無忌憚，手段變得越來越血腥、殘暴，甚至是毫無人性。

當然，死刑作為最嚴厲的懲罰制度，需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對未成年人適用死刑上。但是慎刑并不意味著偏袒縱容，如果寬大的刑罰無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那么也許只有嚴刑才能平衡社會各方利益，維護社會秩序。因為，只有當自己的生命面臨死刑威脅的時候，人們才會慎重考慮犯罪的代價，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

2.未成年人權益保護與受害者權益保護何者優先

刑法之目的在于懲罰犯罪，保護公民不受非法侵害。從這個角度講，刑法首先應當是懲處行兇者。反觀目前我國許多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似乎將未成年被告人權利的保護放在了司法審判的中心位置，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反而位居其次。例如，不斷增加的各種從輕量刑情節(如未成年人犯罪前的一貫表現，家庭教育狀況等)已經從實體法層面將未成年人保護制度變成了簡單的輕刑主義。一些輿論宣傳將未成年罪犯打造成值得同情的失足少年，似乎他們才是最應該保護的人。

誠然，未成年人相較于成年人，在心智方面確實有不成熟之處，需要特殊保護，但是必須要認清保護并不等于輕罰。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應當將重心放在事前的預防犯罪以及事后的感化教育上，如果簡單地將未成人保護理解為從輕判決，那是對未成年人保護制度的嚴重曲解。試想，對一個窮兇極惡而又不知悔改的少年從輕處罰，不僅不能引導其改過自新，反而是一種對社會極度不負責任的表現。

3.對少年犯的從輕處罰是否應當區分重罪與輕罪

對未成年罪犯從輕處罰之適用應當有所區分，不宜籠統從輕處罰。對傳統型的、暴力性犯罪，如果犯罪手段極度惡劣、殘忍，已經超出了一般人的容忍度，那么就不宜適用從輕處罰之規定。

理由有三個方面，一是從犯罪年齡來看，達到犯罪年齡的青少年對傳統型的、暴力性犯罪(如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等)，具有完全的認知能力和控制能力。二是作為對社會民意的回應，在普遍要求嚴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氛圍下，刑事法律制度也應當作出適當調整，以適應未成年人心智發展的低齡化與暴力犯罪低齡化的外部環境。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我國《民法總則》，已經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降低到8歲，這充分說明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已經日趨低齡化，刑事司法制度也需要與時俱進，以適應社會發展對刑事司法制度提出的要求。三是對未成年人暴力型罪犯處以重罰已成為國際趨勢。比如，美國自1994年以來，已有43個州修訂了少年法，對未成年人犯罪處以與成年人犯罪同樣的處罰。其中，德克薩斯州議會甚至準備將死刑年齡降為11歲，密歇根州已經出現將槍殺鄰居的11歲兒童處以無期徒刑的案例。2017年9月5日，韓國14萬人爆發游行，強烈要求廢除少年法，嚴懲校園施暴者。

結語

“教育為主、懲罰為輔”是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重要原則，也是保護未成人權益制度在刑事審判中的體現。該原則強調的“教育為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懲罰手段并不重要。教育是目的，懲罰是手段，目的和手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有了懲罰的手段，教育的目的又何從實現?而且，在刑事審判中，必須要搞清楚教育與輕罰之間的關系，輕罰不能代替教育，更不能作為條件來換取未成年罪犯的改過自新，而是要以教育的結果作為輕罰的基礎，只有認真悔悟的人才能給以輕罰，如此才能引導少年犯積極反省、重新做人。

關鍵詞： 福田孝行殺人案 犯罪低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