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23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受災最嚴重的當屬那些最貧困的國家。它們不僅受到新冠的沖擊最嚴重，國家經濟也遭到了巨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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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發(fā)生之前，全球貧困率已經連續(xù)40年保持下降趨勢，甚至不足1981年的四分之一。但在2020年，這一下降趨勢被打破，近1億人重新回到了“極端貧困”的狀態(tài)，即日均生活費不足1.9美元（約合人民幣12元）。沒人知道他們什么時候才能恢復過來，或者是否還有恢復的那一天。

即使是在美國，就算有數萬億聯邦疫情緩解金的加持，經濟復蘇也并未實現“人人平等”，女性、黑人和其他弱勢群體就被拋在了身后。

圖1：近幾十年來，盡管人口持續(xù)增長，但全球各地的極端貧困人口（日均生活費低于1.9美元）絕對數量都發(fā)生了大幅下降。在新冠疫情發(fā)生前，人們原本預測這一下降趨勢將至少保持到2030年。

不過好消息是，如今我們有了更有效的工具和項目來對抗貧困及不平等現象。這都要歸功于一場針對傳統商業(yè)行為的“沉默的抗議”，并且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活動家和政府官員開始參與其中。

這種民眾思維方式的轉變又叫“循證政策制定運動”，最早可追溯至100多年前。但美國Pew信托會“結果優(yōu)先倡議”項目主管莎拉·杜布指出，這種轉變真正開始發(fā)生還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稅收收入遭受重創(chuàng)之時。“各國都開始尋求可幫助他們對有限資源加以利用的工具或流程。”而循證政策制定法就是其中之一。不同于通過“良好的干預、慣性、直覺、黨派政治和人際關系”推行大量以傳統方式設計的社會支持項目，該方法旨在通過應用科學方法檢驗項目有效性。

一度十分流行的“恐嚇從善”干預法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該方法試圖通過向有犯罪傾向的年輕人展現監(jiān)獄的恐怖之處，引領他們回到正途。這聽上去似與常識相符，但研究人員利用隨機對照法進行分析時卻發(fā)現，這種方法不僅引人向善的作用不大，反而提高了犯罪率。如今絕大多數地區(qū)都已棄用了這一做法。

利用隨機對照法評估社會項目獲得了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如今已是最強大的循證工具之一。此外，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家獎頒給了對“自然實驗”的利用，即相似的群組是否得到干預完全由偶然事件決定。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新澤西在1992年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隔壁的賓夕法尼亞州則沒有。而后續(xù)對這兩個州就業(yè)率增長情況的分析顯示，用工成本提高并不會導致就業(yè)率降低，這與許多傳統經濟學家的預測完全相反。

圖2：與2017年的預測相比，疫情導致近9.7億人重新回到了極端貧困線以下。

另一種方法是深入挖掘政府機構定期收集的“行政數據”，包括人們的就學記錄、法庭文件、房屋檢查結果等等，這些數據可以集合成一幅豐富的圖像，生動地描繪出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各類項目對人們的影響。201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循證決策基本法案》，要求各聯邦機構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公開行政數據、以及制定正式的循證項目評估計劃，對這類分析提供了明確支持。

當然，這些方法都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貧困問題，畢竟這一問題過于復雜和根深蒂固。但與空想和猜測相比，循證決策方法畢竟以數據為焦點，還是要可靠、確鑿得多。

要想知道其實際效果如何，不妨看看近年來的熱議話題——給所有人無條件發(fā)放基本收入。

圖3：從2019年開始，加州斯托克頓市開始實行“斯托克頓經濟賦權示范計劃”（SEED），向125位居民每人每月發(fā)放500美元，連續(xù)發(fā)放兩年，沒有任何附加條件。這些人將大部分錢都花在了生活必需品上，而不是酒精或煙草等“誘惑物”。

評估全民基本收入效果

既然貧困相當于破產，給人們發(fā)錢似乎是種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并且許多發(fā)達國家已經開始這么做了，比如發(fā)放食品券、失業(yè)補助金、子女稅收抵免、福利金等現金轉移方案。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的不同之處在于“無附加條件”：沒有工作要求，也無論貧富與否。（但這只是理論而已，事實上，許多提案中都對基本收入的發(fā)放對象提出了一定限制條件。）

這種理念其實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托馬斯·莫爾在1516年發(fā)表的著作《烏托邦》。該理念還協助建立了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社會保障體系，向老年人發(fā)放基本收入。在如今的美國，這一理念又有卷土重來之勢，特別是在2020年民主黨預選期間，候選人楊安澤提出通過每月向每個美國成年人發(fā)放1000美元來解決貧困和技術性失業(yè)問題，吸引了大量眼球。但楊安澤的提議并非不切實際。例如在2019年，加州斯托克頓市便已開始向該市低收入地區(qū)的特定家庭每月發(fā)放500美元，成為了首批開展基本收入隨機對照試驗的現代美國城市之一。此后又有許多城市緊隨其后，特別是在疫情發(fā)生后的經濟動蕩期間。

政治左翼人士將發(fā)放基本收入視為一種幫助人們重獲尊嚴和生活穩(wěn)定性的方法，更可幫助貧困人口滿足食物和庇護等基礎需求。但這一提案也得到了保守派的大力支持，包括已逝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す说戎杂梢庵局髁x者。自由意志主義認為，發(fā)放基本收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將目前的社會福利制度取而代之，政府不必對成百上千個規(guī)則不同的社會項目進行細微管理，只需要給人們發(fā)錢就行，讓人們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但在其他許多人、特別是右翼人士看來，基本收入的概念不嚳于一種詛咒。拋開政府如何提供這筆資金不談，許多人認為隨意發(fā)錢會降低人們工作的積極性、讓人覺得即使做出錯誤選擇也會得到獎勵、形成一種依賴型文化、還會變相鼓勵人們將到手的每一分錢都揮霍殆盡。

不過從循證決策的角度來看，基本收入的影響可以通過數據來評估，目前已經有了大量針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文獻。例如在2017年，經濟學家伊娥娜·馬里內斯庫分析了大量在北美背景下發(fā)放基本收入的隨機對照試驗和自然實驗。其中包括上世紀70年代美國和加拿大試行的“負所得稅”項目、從80年代開始向居民發(fā)放石油分紅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項目等等。在2019年發(fā)表在《經濟學年度評論》上的一篇論文中，研究人員還考察了發(fā)展中國家一些類似于基本收入的倡議項目，比如伊朗政府在2011年停止食品燃料補助后推行的全國現金轉移支付計劃。2020年，斯托克頓市在基本收入實驗開展?jié)M一年后發(fā)表了一篇中期報告，由田納西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大學的獨立研究人員編撰而成。

圖4：芬蘭在2017至2018年期間開展的一項基本收入實驗發(fā)現，獲得補助金的受助人的經濟安全感比對照組要強，在就業(yè)天數、生活滿意度、以及抑郁感這幾項上的得分都比對照組略高一些。

這些研究的結果可謂驚人地一致。當然，正如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經濟學家保羅·尼豪斯指出的那樣，當你對結果已有預設時，“就很容易找到能夠佐證你觀點的故事”。也的確有人會將每一分錢揮霍在酒精、毒品和煙草等誘惑上。但尼豪斯指出，從研究數據的整體情況來看，這類人只是少數例外，并非普遍現象。尼豪斯和同事們發(fā)現，即使是經濟狀況最差的群體，也會將大部分補助金用在食物、住所和教育上，甚至有人會將這筆錢用來創(chuàng)業(yè)。

還有一些研究顯示，與未得到補助金的對照組相比，補助金受助人的就業(yè)率甚至更高，也許是因為當他們的經濟狀況更穩(wěn)定時，更容易出外尋找工作。（馬里內斯庫指出，50年前推行的負所得稅項目是導致就業(yè)率下降的少數幾個例子之一，但即使在這個項目中，下降率也幾乎不具備統計學意義。）并且據受助人表示，他們的營養(yǎng)、健康和教育水平都得到了顯著改善。

但尼豪斯補充道，目前還幾乎沒有一項實驗對基本收入的概念開展過嚴格考察，主要因為其研究范圍有限。有些研究“只考察了部分個體，而非整個社區(qū)”。那么如果社區(qū)里的所有人都得到了這筆基本收入，情況是否又會有所不同呢？還有些研究中，“補助金發(fā)放時間只有一兩年，并非長期補助?！比绻藗兊弥诮酉聛?0年中、自己的基礎需求都可以得到解決，花費習慣是否又會有所改變？

自2017年來，尼豪斯所在的研究團隊一直在關注目前為止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久的基本收入試驗，試圖解答與其相關的種種問題。此次實驗共有14474個肯尼亞家庭參與，295個村莊被隨機分配成四組：一組不發(fā)放任何收入，作為對照組；一組給每名成年人一次性發(fā)放500美元；一組給每名成年人每天發(fā)放75美分（足以滿足肯尼亞當地的基本生活需求），連續(xù)發(fā)放兩年；還有一組每天發(fā)放相同的數額，但時間較長，連續(xù)發(fā)放12年。

尼豪斯表示，他和同事們已經在對部分中期結果開展分析了。例如在新冠疫情來襲時，他們發(fā)現與對照組相比，獲得基本收入的受助者遭受的饑餓更少，家人患病的情況也更少。

尼豪斯和同事們還在計劃疫情結束后回到實地考察?！拔覀冏铌P注的是，當受助人預期到未來還會持續(xù)獲得補助金時，會對他們當前的行為產生什么影響。所以我們不需要等上12年，便可對部分關鍵問題進行解答。”

圖5：美國哥倫比亞特區(qū)在2017年開展了一項名為“Form-a-Palooza”的活動，邀請當地居民、行為科學家和機構人員對該市使用的各種表單進行重新設計。此后，這些新表格由實際用戶開展了大量測試驗證工作，旨在減少人們申請各項服務時面臨的障礙。

貧困的系統性障礙

但即使我們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仍有許多問題是僅憑數據無法解決的。例如，基本收入項目的資金從哪里來？發(fā)放的對象是所有人，還是最需要補助的那些人？它將作為現有扶貧項目的補充，還是替代？

就算我們設法對上述問題全部達成了一致，基本收入項目真的開始推行，依然不足以解決貧困問題。正如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凱莉·契亞科指出?！柏毨Р粌H與缺錢有關，還與缺乏機會有關。”

機會的缺乏給貧困人群造成了一系列障礙，包括缺少育兒配套設施、醫(yī)療、營養(yǎng)的食物、像樣的住房、高品質的教育，容易產生精神健康與成癮問題，就業(yè)機會受限，以及持續(xù)至今的種族歧視問題。

但契亞科指出，交通也是貧困人群的一大常見痛點?！吧鐣諜C構經常為客戶的交通問題頭痛不已，比如怎樣才能讓客戶前往法庭、前往醫(yī)院、前往社區(qū)大學、前往托兒所等等。人們常常受這類問題困擾?！?/p>

契亞科表示，各級政府目前都在試圖通過各類社會支持項目解決這些障礙，比如發(fā)放交通補貼、提供就業(yè)培訓等等。研究人員和機構也都在盡快對這些項目的效果開展評估。

但契亞科指出，對循證決策運動而言，貧困的系統障礙性問題仍處于研究前沿地位。這就像測試一種新藥與革新整個醫(yī)療行業(yè)之間的區(qū)別一樣。隨機對照試驗等方法很適合用于評估在特定條件下、對特定群體開展的特定干預，但不適合解決那些相互聯系、盤根錯節(jié)、無法各個擊破的問題。

他指出，對于這樣的問題，“積累證據需要時間。這不是一項單獨的研究，而是一個持續(xù)性的學習過程”。而社會服務機構受資金規(guī)模、服務壓力、以及組織規(guī)則等因素限制，難以應對這樣的長時間研究。

不過好消息是，這些機構如今似乎正在經歷顯著的文化變革。伊利諾伊大學政治科學家杰克·鮑爾斯指出，這在部分程度上要歸功于循證決策運動，“如今越來越多政府服務提供者愿意嘗試新觀點、新思路，并抱著謙虛的心態(tài)經歷社會服務的發(fā)展過程。”傳統的扶貧項目大多各自為政，并且推行者對項目的效果總是信心滿滿、言之鑿鑿，而如今的政府服務提供者開始越來越多地將這一過程視為一種試錯、反思和學習的機會。

就連政界也有了改變的跡象?！拔覀兿Ｍ?，優(yōu)秀的科學工具不僅可以制定理想的政策，還可以造就理想的政治。”布朗大學政治科學家保羅·特斯塔指出?！叭绻藗兡芫妥罴训淖C據收集方式達成一致，就更容易（在政策上）達成共識。”

就目前而言，這些假設還太過大膽。但也不一定。如前面提到的2018《循證決策基本法案》就在國會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順利實行，投票時幾乎全票通過，毫無異議地被寫進了法律中。

“人們對政策的制定方式難免抱有一些憤世嫉俗的看法，這是可以理解的?！狈菭I利研究機構MDRC首席數據官理查德·亨德拉指出，但與民主黨及共和黨都共事了一段時間后，他表示，“我驚訝地發(fā)現，會聽取證據的人其實有很多。”（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