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接融資靠銀行，直接融資靠投行。正因如此，近年各地政府對證券公司的爭奪愈演愈烈。然而，深圳不進反退，無論是本土券商整體綜合實力，還是單項業務影響力，都遠不及京滬。

深圳券業失速已是不爭事實。追尋深層次的原因，才能迎接未來的崛起。【深圳證券業現狀調查】就是以此為初衷，在經濟特區設立40周年之際，期待深圳證券業再迎高光時刻，更期待深圳證券業更好地助力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

因為疫情的關系，深圳H證券公司零售部負責人李勇(化名)“北飛”的計劃按下了暫停鍵。

李勇和妻子都是在深圳打拼多年的證券從業者，但為了孩子，他們毅然決定放下一切，想“移民”北京周邊。李勇的孩子即將上小學，深圳優質的教育資源，對李勇這種中產家庭而言，實在難以承受。“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再多的挽留，也比不過高攀不上的學位房、難以承受的私立學費。”

李勇的故事似乎并不是一個孤例。盡管表面上屬于高收入人士，但不少券商從業者仍然深感焦慮，除了稀缺的教育資源，還有同樣稀缺的醫療資源、高昂的房價和快速的生活節奏。更讓人不安的是，深圳證券業的綜合競爭力正在被北京、上海等地的券商拉開距離，本土券商提供的優質從業機會也日益貧瘠。

這一切背后，隱現的其實就是深圳證券業這些年的沒落，這也是讓不少深圳證券行業老人惋惜和心痛不已之處。如果能重來，你會選擇在深圳從事證券行業嗎?抑或說，深圳證券業何時才能重現昔日輝煌?

為此，證券時報·券商中國開展了一項針對全行業的抽樣調查，結果只有15.15%的受訪者認為深圳證券業的發展水平和勢頭高于北京和上海。當然，在考慮工作環境和氛圍的情況下，依然還有32.58%的受訪者選擇堅守深圳。

本次問卷調查采用網絡進行，專門針對北上深三地證券從業人員，累計收回有效文件132份。其中44.7%的受訪者有著10年以上的從業經驗，從業年限在5-10年和5年以內的比例分別為31.06%和24.24%;從業務條線看，42.42%的受訪者屬于經紀/財富管理業務，中后臺支持部門的受訪者占比約27.27%，其余30.31%的受訪者則主要來自投行、資管、研究、自營等一線業務部門。

從風光旖旎到沉寂沒落

深圳券商風光已逝?

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妨先從數據看起。

根據中證協統計，2018年營收排名前十的券商深圳僅招商證券1家入列，位次排在第八;上海有海通證券、國泰君安、申萬宏源、東方證券4家;北京則有中信證券(盡管注冊地在深圳，但其總部及業務中心都在北京)、中金公司、中信建投3家在列;還有兩家分別是廣州的廣發證券和南京的華泰證券。

同樣的數據在2010年，深圳有國信證券和招商證券2家入列，且國信證券以第四高位，遠超國泰君安和申銀萬國在前十的位次。

“證券行業具有典型的周期性，在每個發展周期內，有券商把握機會成就了自己，也有券商無奈掉隊甚至消亡在歷史長河。”一位深圳證券行業的老人感嘆。這位老人舉例說，曾經在深圳，乃至全國風光一時的南方證券、大鵬證券，而即便撇開個例，深圳證券業這些年的整體沒落，也足以讓人頓足嘆息。

北京金融街、上海陸家嘴、深圳福田中心區……一直以來，北上深都被認為是國內證券公司三大集中地，承載著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榮光與夢想，而深圳作為新中國資本市場的最早發源地，無論券商、A股公司，還是基金、期貨，一度都群星閃耀，尤其是證券業的光芒甚至一度遠超北京和上海。

然而，歷經2008年和2015年的兩輪熊牛變化，以及這些年行業監管政策的變革，深圳證券業卻進入了沉寂期，甚至明顯沒落。這一點，身處證券業的從業者也深有體會。證券時報·券商中國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57.58%的人認為相比于北京和深圳，上海證券業發展水平和勢頭更好;27.27%的人更支持北京，而僅有15.15%的人認為深圳在三地中水平最優。

有意思的是，受訪者填寫問卷的城市IP與其認為證券業發展最好的城市有著較高的重合度：IP定位在上海的受訪者有88.14%認為上海證券業最強;IP定位在深圳的受訪者有79.17%認為深圳證券業最好。背后彰顯的一個潛臺詞就是，深圳證券從業者對深圳證券業未來發展的信心，明顯低于上海從業者對上海證券業發展的信心。

相對沉寂的深圳可以從哪些方面尋找未來的機會?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深圳居于粵港澳大灣區中心、毗鄰香港的特殊區位優勢，為發展跨境金融業務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一選項的綜合得分高達6.12。

從營商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高、科技企業集中也被認為深圳發展證券業的三大殺手锏，綜合得分分別高達5.65、5.45和5.33;深圳的人口結構同樣值得一提，年輕人占比高、中產/高凈值人群多也是深圳證券業發展的優勢，此項綜合得分分別為4.81和3.67。

然而，似乎有得也必有失。發達的民營經濟和高度的市場化，雖然為深圳券商提供了廣闊的業務空間，同樣也為外地券商搶灘深圳市場敞開了大門。申港證券投行資本市場部總經理鄧舟就認為，對于在資本實力、品牌形象等方面都更勝一籌的北京、上海券商而言，爭奪深圳市場的股權、債券投行項目資源，相較于深圳本土券商就是一場“降維打擊”。

過半從業者更青睞上海

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從工作環境和氛圍來說，北上深三地誰會更受到證券從業者的偏愛呢?有51.52%的受訪者把票投給了上海，32.58%的受訪者更愿意選擇深圳，而北京僅得票12.88%，甚至還有多位受訪者表示北上深都不喜歡，更想去杭州等非一線城市。

數據還顯示，不論是那個年齡段，均有半數左右的受訪者將上海作為自己工作地的首選;70后和90后明顯對深圳有著更深的情結，首選深圳的比例分別為36.36%和41.67%，均高于平均水平。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現象是，野村東方國際證券和摩根大通證券(中國)兩家新設外資券商不久前相繼宣布開業，且不約而同地將總部落戶于上海。“上海畢竟是從民國時期就蜚聲海外的國際都市，有歷史有積淀，金融中心的地位輕易無法撼動。”有受訪者這樣感慨。

與此同時，不同性別的證券從業者在工作地選擇上分化也較為明顯。上海對于女性明顯有著更強的吸引力，高達64.41%的女性受訪者更喜歡在上海工作，而選擇北京和深圳的比例僅為15.25%和18.64%。男性證券從業者中，深圳(43.84%)的魅力超過上海(41.1%)和北京(10.96%)。

具體到不同業務條線，選擇分化的情況則更加明顯。首先從占比最高的經紀/財富管理業務(42.42%)受訪者來看，70.91%的經紀/財富管理業務從業者偏好在上海;同樣青睞上海的還有從事研究和信用業務的受訪者，選擇上海的比例分別為62.5%和100%。

這一情況似乎與地區資金的活躍程度有關。以私募基金指標為例，中基協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北上深三地注冊私募管理人數量均超過4000家。但從產品數量來看，上海管理基金數量卻多達23402只，相當于北京、深圳的1.5倍;從規模來看，北京和上海的管理規模均超過了3萬億元，而深圳僅約1.84萬億元。

當然，深圳也有自己的業務優勢。從事自營、資管和投行業務的受訪者就更喜歡深圳，三者首選深圳的比例分別為75%、62.5%和44.44%。對于在受訪者中占比高達27.27%的中后臺部門從業者來說，深圳和上海的差別不大，首選比例分別為40.54%和37.84%，優先選擇北京的比例僅為13.51%。

事實上，為了進一步靠近金融中心，一些總部并不在北上深的券商，近年來也紛紛將業務總部設在了三地，其中又以上海最受歡迎，其次是北京，最后才是深圳。比如福建的興業證券、江西的國盛證券、湖南的湘財證券等業務總部就都放在上海，廣西的國海證券也意欲將多個業務總部從深圳遷往上海。

深圳最適合設立券商什么業務總部?調研數據顯示，46.97%的受訪者認為適合設立網金業務總部，43.18%認為適合設立投行、資管業務總部，28.79%認為適合設立自營總部，25%認為適合設立研究業務總部。

深圳證券業固步高成本

作為新中國首家證券公司的誕生地，深圳也曾一度引領全國證券業的發展潮流，且不論第一家合伙人券商的大鵬證券，就是綜合治理后的國信證券、聯合證券，也一度是國內證券行業經紀、投行標桿券商，平安證券更是憑借中小板和創業板異軍突起，投行項目數進入行業前列。

什么原因導致深圳證券業風光不再?受訪者根據自身感受，列出了影響深圳證券業發展的八大因素。八大因素得分高低結果顯示，“生活成本過重且增速太快”成為證券業人最為詬病的一點，綜合得分高達3.55。

“深圳的房價實在是太高了!”深圳一位年輕的證券從業者感慨，他正在為購買婚房感到“壓力山大”。在他看來，以高房價為代表的高生活成本，正在成為深圳阻礙證券業人，尤其是年輕人進入深圳證券業的最大因素。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2019年12月發布的第11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也得出了類似結論。該指數顯示，從各地金融從業人員住宅房價收入比來看，深圳以0.18的住宅房價收入比位居全國第一。這意味著在深圳，即使是中高收入水平的金融從業人員一年收入也僅能購買5平米住房。

但也有業內資深人士指出，“生活成本高不應該被看做深圳證券業發展的阻礙。”這位來自監管部門的資深人士認為，證券業作為典型的高收入行業，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創造價值，從業者為公司創造了價值，也就能從中得到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的機會，成為與這個城市消費水平相匹配的居民。“這一點，無論華爾街還是倫敦金融城都是如此。”

事實上，在與多位證券從業者交流的過程中得知，高生活成本雖然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但更大的問題是職業發展機會。一位資深證券業人士告訴記者，他對深圳有著很深的感情，但為了職業理想和追求，只能選擇去了上海。

眾所周知，上海作為全國金融要素最為齊備的城市，具有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信息交互優勢。例如，不少券商將研究總部都設在上海，券商資管子公司和自營子公司的注冊地也基本都是上海。

本次調研結果顯示，“證券業文化氛圍不夠”和“地方對金融證券定位不清晰”被認為是深圳證券業發展落后的兩大重要原因，綜合評分分別為3.3和3.21。

也有人認為券商受到強監管趨勢波及、地方國資支持力度不足、地方金融政策扶持力度不夠是深圳證券業發展相對落后的重要原因，其綜合得分分別為2.9、2.57和2.52。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海地方政府旗下的券商，大的就有國泰君安、海通證券、東方證券，而深圳除了國信證券，剩下的就是整體實力都位居行業尾部的萬和證券和世紀證券。

不論如何，面對越發激烈的市場競爭，已錯過前期資本積累的深圳券商，或許需要更多的外力支持。

“在這一輪并購整合的大趨勢下，深圳券商是很有機會的。”中山證券董事長林炳城分析，不管是中信證券、國泰君安還是華泰證券，如今的頭部券商大多經歷了多次并購整合，才實現了綜合實力的快速做大做強。

林炳城說，深圳券商應在當前證券業并購重組的浪潮下，把握外延擴張機遇，同時積極尋求地方政府在稅收、補貼方面的支持，通過與政府基金聯動支持科創企業等方式，搶占市場占有率，實現整體實力的突圍。

從鵬城到申城：一個投行人的無奈遷徙

現代社會，盡管人才流動非常正常，但對于在一個城市生活十多年且已安家樂業的人而言，“拋妻離家”孤身去往另一個城市，一定需要強大的勇氣。

鄧舟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在深圳打拼了11年后，去年他決然地“拋妻離家”，開始孤身闖蕩上海灘。

“這些年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在往北上走，倒不是說大家覺得深圳不好，只是必須要抓住工作機會。”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深圳投行打拼的鄧舟，在糾結、徘徊了幾個月后，最后還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深圳的家人、深圳的房子、深圳的車子，投奔到了大上海投行圈。

在剛過而立之年的鄧舟看來，這是一種痛苦的抉擇：他愛深圳，這是一座承載了他青春和夢想的城市，現如今更是承載了他對家人、朋友牽掛。但當難得的升職機會和更廣闊的業務空間在招手的時候，鄧舟說他只能選擇做一只往返于滬深兩地的候鳥，因為他還想繼續奮斗。

2009年，國內資本市場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小板IPO重啟，創業板在深交所開板，創投公司云集鵬城，市場化發行定價啟動……深圳投行的一度輝煌自此而始。同一年，鄧舟也在深圳開始了自己的投行生涯。

彼時頭部券商仍然將大型央企、國企作為主要客戶，而以國信、平安、招商、廣發、華泰聯合組成的“華南五虎”則在中小企業上市潮中異軍突起，奠定了深圳投行業務飛速發展的基礎。

作為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投行人，鄧舟見證了深圳投行模式的興起與沒落。他說，這一方面是受監管趨嚴影響，券商要為之前野蠻擴張的風險買單;另一方面則是中信等頭部券商開始下沉業務，爭奪中小項目市場，在品牌、資本、資源等多方面優勢下對深圳券商形成了壓制。

“時代不一樣了，資本中介的概念越來越盛行，小投行短平快的流水線已然行不通了!”鄧舟坦言，以深圳為代表的華南地區，其實在培養上市公司和創新企業方面是全國領先的，但深圳券商卻似乎并未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一定的地緣優勢，門口的很多業務都被外地券商大量搶走。

在鄧舟眼中，不同于北京、上海地區對于當地金融企業的重點扶持，深圳特有的“小政府大市場”的環境，催生了“華南五虎”，同樣也給了其他券商來深圳公平競爭的機會。對于諸多投行項目老板而言，肯定愿意選擇實力雄厚和品牌響亮的頭部券商。正是在頭部券商“降維打擊”下，深圳券商有市場化機制無資本實力的瘸腿格局，在競爭中就明顯處于弱勢。

國內證券公司的競爭，本質上就是兩點：人才和資本，人才又是依附于資本而流動的。近些年，隨著北京、上海地區的券商在地方政府扶持、股東支持下，所占有的資源越積越多，展業機會越來越多，對人才的“吸虹效應”也日益明顯，包括鄧舟在內的一些深圳證券業人不得不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職業路徑。

鄧舟說，自己負責的業務領域較為專業，因此好的工作機會很難得。鄧舟給記者算了一道數學題：全國100多家券商中，有保薦承銷資格且有一定業務量的也就50來家，一家券商也只有一個負責人的位置。要想找到具備一定規模、業務勢頭不錯、又符合自身期待的崗位并不容易，局限在深圳的話更是難上加難。

“上海，畢竟匯聚了全國的金融精英和主流資源。”鄧舟說，且不論高校、教育、醫療等資源，僅將深圳福田CBD的金融區，對比陸家嘴和外灘一帶的繁華氣派，即便是再喜歡深圳的鄧舟也不得不承認，“這才是真正的金融中心的樣子。”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誰的實力強大，誰的機制穩定，誰有業務可做，誰就能招募到市場上的優秀人才，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鄧舟總結道，反過來，人才在哪里，哪里的金融機構就會做得更好。